罗马2全面战争马其顿配兵(罗马2辅助兵种产地表)

#头条创作挑战赛#

晚清自道光中叶以降,海疆危机即持续不断。鸦片战争后,随着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威胁,在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下,全国各重要海防海口门户洞开,外人对清代传统海疆主权的侵夺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台湾、澎湖、南海诸岛对清朝海疆安全的重要性凸显无遗。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人武力侵台;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沿海地区掀起瓜分狂潮,建立各式势力范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人擅闯东沙岛,驱逐中国渔船,企图非法占据……在一系列海疆危机面前,清朝一方面逐步在传统海洋观念的基础上接受近代海洋与海权观念,筹建近代海军以维护海疆主权;另一方面也在各式挫折纷至沓来的同时,积极以多种努力和尝试维护海疆统一的基本格局。

一 19世纪中叶以降晚清的海疆危机

晚清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标志和开端的外来入侵大多由海上而来,入侵各国均以消灭清朝水师、夺取制海权为起始,进而登陆重要海口和港口基地,战争的失败也意味着清代以水师巡防、陆基联防为特征的海防体系的失败,同时也意味着海疆安全挑战持续存在,海疆危机也持续并存。为维护国家海疆安全以维持自身政权和统治的延续,清朝也以各种努力来应对海疆危机。

(一)列强入侵及海疆危机

晚清列强入侵、清朝战败后形成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赋予了在华列强各式特权,同时也意味着清代的海疆安全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方利用清朝对国际惯例和己方利益的无知,引诱清方就通商口岸的各项制度在南京和广东继续谈判。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10月8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各自代表两国政府在广东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虎门条约》对中国海疆主权的危害性不亚于《南京条约》,如其中规定:

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国官船一只在彼湾泊,以便将各货船上水手严行约束,该管事官亦即藉以约束英商及属国商人。其官船之水手人等悉听驻船英官约束,所有议定不许进内地远游之章程,官船水手及货船水手一体奉行。其官船将去之时,必另有一只接代,该港口之管事官或领事官必先具报中国地方官,以免生疑;凡有此等接代官船到中国时,中国兵船不得拦阻,至于英国官船既不载货,又不贸易,自可免纳船钞,前已于贸易章程第十四条内议明在案。

根据《虎门条约》这一规定,在“约束”英商及属国商人的幌子下,凡通商港口,皆成为英国军舰自由进出往来之地。延至后来,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开放,遍布沿海、沿江地区,同时又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各国列强的军舰均可以进出,就近停泊,通商口岸(绝大多数也是清朝传统海防重地)遂成为各国军事力量遍及之地,清朝无法完全设防,海疆完全主权不复存在,此后中外凡有冲突,各国军舰均能在第一时间介入,以武力进行恫吓,晚清的海疆安全受到巨大挑战。同时公布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则把外船进出港口的引水权付之外人,“凡议准通商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每遇英商货船到口准令引水即行带进;迨英商贸易输税全完,欲行回国,亦准引水随时带出,俾免滞延。至雇募引水工价若干,应按各口水程远近、平险,分别多寡,即由英国派出管事官秉公议定酌给”。1902年的《各国水师雇用华船报关查验章程》则把自由进出中国各海口要地的军事力量加以无限扩大,规定“凡由水师大宪雇用之船只在中国水面来往,即视同水师船类,无所区别”。

在海防门户洞开的态势下,对于清朝海疆主权和海疆安全意义重大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均遭遇到了各国列强的觊觎。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时人就已清楚地指出:“闽洋紧要之区,以厦门、台湾为最。”英舰侵犯闽海时,台湾兵备道姚莹和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率领军民积极备战。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曾多次侵犯台湾:1840年7月21日英军侵犯台湾洋面,被守军击退;1841年9月,英军进犯基隆,清朝守军开炮还击,“前后共计斩首白夷五人,红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同捞获夷炮十门,搜获夷书图册多件”;1841年10月,英军再犯基隆,“(二沙湾)炮台石壁被其攻破,二沙湾及三沙湾两处兵勇住房,亦被炮火烧毁”;1842年3月,英舰进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后在土地公港触礁搁浅,被当地军民“奋力围击,杀毙白夷一人,红黑夷数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1842年4—5月,英舰滋扰台湾,被当地军民击退,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等人上奏称,“台湾近接厦门,逆夷盘据鼓浪屿日久,难保无奸民为其勾诱,以图后举”,要求台湾全岛加意防范。

罗马2全面战争马其顿配兵(罗马2辅助兵种产地表)插图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台湾更是由于其重要的海疆地位,受到西方列强的垂涎。1849年,美国军用船只开抵鸡笼港侦察,1854年,美国东方舰队军舰“马其顿”号和供应船1艘到鸡笼港测绘水陆地图,其舰队司令力主要占领台湾,美国驻宁波领事更是建议美国政府要购买台湾。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民在台遇难事件,成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派军舰装载军队3600人征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牡丹社事件”,日军的入侵受到台湾当地民众的强烈抵抗,同时也使清朝廷下定决心予以抵抗。

罗马2全面战争马其顿配兵(罗马2辅助兵种产地表)插图1

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受命为钦差大臣,率轮船兵弁驰援台湾。侵台日军迫于清朝的抵抗决心和国际压力,再加上台湾南部疟疾流行,许多日军染病,与清朝廷于10月30日签订《中日台湾事件专约》。这样,日军在占据台湾琅峤七个月后撤出台湾。“牡丹社事件”实为晚清海疆危机的第一个高峰,并且直接促成了清朝中央政府关于“塞防”与“海防”的大讨论。

19世纪50—60年代,沙俄乘虚而入,在东北沿海地区大肆活动,通过武力手段将黑龙江口置于军事控制之下,攫取了黑龙江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入侵并强占总面积达七万余平方公里的库页岛,并通过《瑷珲条约》,强行割占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由中俄共管,黑龙江由中国内河成为中俄之间的界河。之后通过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又割占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以南滨海地区,中国东北东部海疆所有领土、领海、岛屿尽入其手。

罗马2全面战争马其顿配兵(罗马2辅助兵种产地表)插图2

19世纪80—90年代的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则是晚清海疆危机的第二次高峰。

中法战争是由法国侵略越南、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战争的海战主要发生在福建沿海和福州外的马江。1884年7月13日,法国海军部下令法国远征军司令孤拔,要求以福州和基隆为质,向清朝廷发出撤兵、赔偿的最后通牒。8月5日,法军舰进攻台湾基隆炮台,遭到清军的反击,法军在占据炮台和附近高地后,向基隆城区进攻,结果死伤百余人,仓促溃退回到军舰,并随后撤退。在进攻基隆受挫后,法军将舰队主力集中于福州马尾,并于8月23日下午向清军发起突然袭击,福建水师仓促之下奋起反击,但战斗仍导致马尾船厂共损失战斗舰艇7艘、武装商船2艘、伤炮舰2艘,所有师船、炮船、杆雷汽艇均被毁坏,官兵、民勇死亡近900人,伤数百人。福建水师和船厂几乎毁于一旦。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在丰岛海面、继而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海面对清朝北洋舰队进行突然袭击,意夺取制海权。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北洋舰队损失舰船5艘,日军重伤6艘,北洋水师主力尚存,但受到李鸿章等人的制约,避战港内,终将黄海制海权让于日本,也直接导致日军得以顺利登陆海防要口,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在经历了大连湾、旅顺的失陷后,清军在威海卫也持续溃败,避战港内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朝廷被迫割让台湾,进行巨额赔款,丧权辱国,晚清维护海疆主权和海疆安全的努力和尝试遭受到了重大挫折。

罗马2全面战争马其顿配兵(罗马2辅助兵种产地表)插图3

甲午战争后,由于清朝已无力维持海防,列强在华掀起一个强借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高潮,其中尤以沿海、沿江省份最为突出,是为晚清海疆危机的第三次高潮。在东北,沙俄软硬兼施,诱逼清朝廷于1898年3月27日和5月7日相继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得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定二十五年为限”,“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在山东,德国强行租占胶州湾。1898年3月6日,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以99年为期把胶州湾及附属岛屿租与德国,德国在胶州湾行使全部主权,可以停泊军舰、修筑炮台、驻扎军队,进而把山东划为德国势力范围,“在山东省内如有开办各项事务,……中国应许先问该德国商人等愿否承办工程,售卖料物”。在广东,法国强迫清朝于1899年11月16日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条约规定广州湾及其水域(包括东海岛、硇洲岛等)租与法国,期限为99年,法国得以在广州湾行使主权,修筑炮台、驻扎军队,自行铺设铁路等。英国则强迫清朝廷签订于1898年7月1日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议定中国政府将山东省之威海卫及附近海面租与英国政府,以为英国在华北得水师合宜之处,并为多能保护英商在北洋之贸易,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所租之地系刘公岛,并在威海湾之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之十英里地方。以上所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次年6月9日,英国又强迫清朝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清朝廷把九龙半岛包括大鹏湾、深圳湾、香港附近大小岛屿一百多个,以99年期限租给英国。此外,美国曾一度计划强租福建三沙湾(即三都澳),以作为其远东太平洋舰队的海军基地;意大利曾派遣军舰强租浙江三门湾,后迫于清朝官民的反对以及列强追求势力平衡的压力而放弃。经过这一轮的瓜分狂潮,“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俄租旅顺、大连湾,北洋门户,凡可为军港者,尽以予人,海军遂无根据之地!”

除对近海重要海口、港湾的强租强占之外,清代中国的南海主权也受到挑战。鸦片战争后,列强各国的舰船频繁侵扰中国南海海域。英国非法勘测中沙、西沙、南沙和东沙群岛;日本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大肆掠夺海产资源,法国曾计划在南海建设供应站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商西泽吉次非法占据中国的东沙岛,拆毁岛上中国庙宇,驱逐中国渔民,非法建设小码头、小铁道等设施,后经清朝广东地方政府予以收回。

(二)清朝对海疆危机的应对

面对持续而来的海疆危机,清朝廷一方面立足于传统海防体系,尽力给予加固、完善;另一方面,在有识之士和开明官僚的主导下,致力于近代海军的布局和筹建,并以国际通行做法致力维护海疆主权和海疆统一。虽然受到种种局限,本身也存在诸多自我约束,清朝廷的作为仍然存在诸多可称道之处。

巩固、完善传统海防体系。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廷鉴于“从前夷船由海入江,江浙一带屡经失事,追溯前因,能勿早为之计。最可虑者,如江南之海口及泖湖上等处,一经夷闯入,不惟惊扰居民,兼恐阻碍漕运,而浙江之定海,孤悬海外,尤为夷人所觊觎”。进而要求地方大吏“各就紧要处所,悉民察看,豫为筹防,断不可稍存大意。文武官员总须慎选晓事得力者,分布防堵”。在此要求下,沿海各省多就清代传统的海防体系加以完善,如直隶在鸦片战争后修建炮台四座,配备四百斤至一万斤铜铁炮一百四十二门,守军在一千六百余名左右,海防作战计划为放弃海上作战,利用有利地形,以炮台为依托进行海口对抗,同时在沿海地区组织团练。咸丰八年,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及双港修筑炮台,设水路木筏,及沿岸营垒,调宣化镇兵会大沽协兵,守护海口炮台。同治十年,李鸿章又增设大沽协海口六营,筑大沽口南北两岸炮台,后又在运河北岸建筑新城,四周设大小炮台,屯驻重兵,与大沽防营相为呼应。山东于道光三十年“以濒海之三汛师船,四县水勇,合并防守海口,并扼要安设大炮”。

筹建近代海军。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水师面对西方军舰,几乎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基于对“坚船利炮”的向往,再加上1874年日本对台湾的侵略,成为促使清朝加强海防和创建近代海军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奏办福州船政局,先行购置兵轮,三年后,船政局制造轮船“万年清”“湄云”下水,此后又陆续有轮船下水,同治十年(1871年),清朝批准《轮船出洋训练章程》《轮船营规》,中国近代海军福建海军正式成军,截至同治十三年,福建海军共拥有各类舰船15艘,总排水量约达15000吨。

罗马2全面战争马其顿配兵(罗马2辅助兵种产地表)插图4

次年,总理衙门上奏筹办海防奏折,清朝廷决定在南北两洋筹办海防,先行购买铁甲舰船。截至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主导的北洋海军先后从英国购买了2艘快船、6艘炮船,又从上海、福建调进5艘舰船,北洋海军初具规模。光绪十年,南洋海军成军,共有兵轮14艘。除此之外,包括广东、浙江、山东在内的地方水师也陆续以近代化为目标,购置新式舰船,改革旧制,陆续整顿。光绪十一年,清朝批准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成为清朝海军最高机构。清朝近代海军的建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拓远岛为藩蓠,化门户为堂奥”的目标。

树立海权观念,运用国际法维护海疆主权。学界早已发现,晚清在面对呈愈演愈烈之势的各类外部交往时,已初步有意识尝试以各国通行之规则来为自己保存权益,这其中最有力的证明即是清朝廷对《万国公法》的运用。关于《万国公法》,晚清总理衙门在上奏刊行时曾认为“此书凡属有约之国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参酌援引”,因为该书“大约俱论会盟战法诸事,其于启衅之阅彼此控制箝束尤各有法”,故“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将来通商口岸各给一部,其中颇有制伏领事官之法,未始不有裨益”。前文提及的日商占据东沙岛之事,晚清广东地方政府即是依据近代通行国际法,以历史典籍和实地调查证明东沙岛绝非无主地,而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官民共同维护海疆安全。晚清列强入侵,侵犯中国海疆主权、危害中国海疆安全的行径受到了清朝廷、民众的一致抵抗。前文论及的日军侵台、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列强瓜分中国沿海重要港湾和划定势力范围等,均有可歌可泣的反抗行为。清朝历来有重视民间团练的传统,各封疆大吏在论及海防时,也均将驻军设防与举办团练相结合,而在事实上,晚清官民共同反对侵略的抗争连绵不断,共同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海疆安全。

二 晚清海军建设与海防实践

道光中叶以降,晚清海防门户洞开,同治初年,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纷纷筹议海防,其中海军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被迅速付诸实践。以海防理念而言,晚清海军的主要功能一度被定位于分区和分口防御,甲午战后,随着朝野上下对西方海权理论的传播和认可,清朝廷将西式海权观念与传统海洋观念相结合,同时以积极的姿态维护国家主权和海疆安全。就晚清海军的海防实践而言,一方面它承袭了清代旧有外海水师的功能,防守海口、巡洋会哨,甚至还发展出慰抚华侨、展示国威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参与了19世纪80—90年代晚清抵御外来入侵的历次战斗,虽然遭受重大挫折,但仍在此过程中彰显出其维护国家海疆主权的努力。

(一)晚清的海军建设

关于晚清的海军建设及演变,《清史稿》有一段高度概括的记载:

中国初无海军,自道光年筹海防,始有购舰外洋以辅水军之议。同治初,曾国藩、左宗棠诸臣建议设船厂、铁厂。沈葆桢兴船政于闽海,李鸿章筑船坞于旅顺,练北洋海军,是为有海军之始。而甲申马江,甲午东海,师船尽毁。嗣后兵舰岁有购置。自光绪中叶迄宣统初,南北洋海军仅有船五十余艘,旧式居半。其能出海任战者,止海筹、海圻等巡洋舰四艘,楚泰、楚谦、江元、江亨等炮舰十余艘而已。

依《清史稿》作者的判断和记载,晚清海军与水师是有区别的,清代一直有水师设置,但《清史稿》称同治之前并无海军,可见所谓“海军”,指的是以近代舰船武装起来的近代化水师,与此相比,清代旧有的水师在武器装备和功能定位上均有明显差别。事实上,晚清时人也是将海军视为水师的一个特殊构成。在总理衙门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进呈的强调筹办海军海防的专门奏折中,明确提出:“各海口固须设防,然非有海洋屹然重兵可迎堵,可截剿,可尾击,则防务难于得力。应就外海水师及各营洋枪队中,挑选精壮曾经战阵之兵勇,另立海军。”同年,前江苏巡抚丁日昌上呈《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外海水师一切艇船总不如轮船之坚捷,必须配驾大号轮船,方足以资巡剿。”可见,在晚清时人的眼中,所谓海军即是外海水师中配备新式轮船、新式武器装备的武装力量。这一新式海上武装力量采用西式训练和作战方法,军官多经过国内外海军专业院校的培训,同时具备完善的后勤岸基支援系统。如以丁日昌的建议,海洋水师欲成军,一是使用大兵船,二是在沿海择要修筑炮台,三是设机器局,负责制造枪炮、火药、轮船等军械。

晚清筹建近代海军的动议最早由魏源等人于《海国图志》中提出。魏源提出“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计每艘中号者不过二万金以内,计百艘不过二百万金。再以十万金造火轮舟十艘,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每艘配兵三百人,计百艘可配三万人,广东一万,福建一万,浙江六千,江苏四千。其所配之兵,必凭选练取诸沿海渔户枭徒者十之八,取诸水师旧营者十之二,尽裁并水师之虚粮冗粮以为募养精兵之费,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在经历了阿思本舰队事件之后,清朝廷有鉴于内忧外患,遂改弦更张,以洋务自强运动应付危局。在新式轮船制造方面,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仿制西式轮船,自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共制造炮船16艘、小铁壳船5艘、舢板船30艘,合计大小51艘。同治五年,左宗棠主持于福州创建福建船政局,购买西方机器,聘请西方人才,船政局分为两大部门:一为造船厂,二为船政学堂,前者负责造船,后者负责训练造船技术人员和驾驶人员。船政局创建后发展速度颇快,至同治十三年二月,已造成轮船15艘,但多为兵商两用的运船,且为木质。

罗马2全面战争马其顿配兵(罗马2辅助兵种产地表)插图5

同治九年(1870年),沈葆桢上奏《请简派轮船统领折》,以福建船政成船日多,应选派“熟悉海疆、忠勇素著之大员一人,以为统领”,沈葆桢认为,兵船选成,但欲演练成军仍存在两大阻碍,一为训练,二为联络。前者须于外洋展开,后者须将分布于各海口的轮船组织起来,以达到声气相联,调度有方的目标。他同时保举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出任轮船统领一职,得到清朝廷的批准,同时要求李成谋就已成之船“督率各员弁驾驶出洋,认真操练,技艺愈精,胆气愈壮,方足备御侮折冲之用”。福建舰队遂即成立。江苏方面也于同年九月由曾国藩在上海设立轮船操练局,以前台湾道吴大廷为首,负责轮船海上操练事宜,是为江苏舰队成立的雏形。福建与江苏两支地方舰队的成立,同时也标志着晚清海军的正式建立。

1874年日军侵台及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事件给清朝廷以强烈刺激。清朝廷大议海防,并调整海防策略,实行南北二洋分防政策。“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与此同时,清朝廷设立海防专款,“将粤海等关四成洋税,及江海关四成内二成,暨江浙等省厘金银两,分拨南北洋,作为海防专款”,额度达到四百万两。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以海防经费单薄不宜细分为由,认为外海水师宜先自北洋创办,等北洋成军后,再练他洋海军,主张将海防经费专从北洋。在李鸿章的主持和经营下,北洋海军建设正式起步,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北洋海军已蔚然成规模,至当年为止,拥有国产及外购的大小各式舰艇36艘。次年,北洋舰队正式组建,清朝廷自英德购买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舰船归建,合计共有舰艇40艘,其中包括铁甲舰2艘(镇远、定远)、巡洋舰7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蚊炮船6艘,鱼雷艇6艘,训练船3艘,运船1艘。整体实力隐然凌驾于日本海军之上。北洋水师成军的同时,又陆续建设旅顺军港和大沽、威海卫基地,营造炮台,解决了海军建设的配套设施需求。

除福建海军、江苏海军、北洋水师外,还有广东海军的建立。晚清广东饱受西方冲击,海疆危机持续不断。自同治六年(1867年)开始,广东地方政府开始从外国购置兵船6艘,用于差遣巡缉之用。张之洞督粤后,多方整顿,大治水师,至甲午战前,广东海军拥有各式舰船近40艘,但多为中小轮船和浅水兵轮。

(二)晚清海军的海防理念

晚清海军成军于各地新式水师,故在海防理念上也多有不同,且随着时局的变幻,也经历了多次更迭。

如江南海军的创办者之一曾国藩即以海军舰船制造、养护费用过高,起初只计划“拟试办二三号,即以本省之资养之,为本省捕盗护运之用”。福建船政的主创者左宗棠则认为应以新式轮船装备的海军水师“防海之害而收其利”,他富有远见地指出:

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廛肆,匪独鱼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况我国家建都于燕京,天津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寖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

这几乎是二十余年前魏源在《海国图志》建议的翻版,它也标志着福建海军的海防理念与江苏海军截然不同,即以海军为藩篱,守护京畿核心地域,防范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外敌自海上入侵事件再度上演。

至于北洋水师的缔造者李鸿章,建设海军的起初之意仍在于守口自卫,期保和局,并无决胜大海之意。他曾言:“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海外之险,有兵船巡防,而我与彼可共分之。长江及海口之利,有轮船转运,而我与彼亦共分之,或不让洋人独擅其利与险,而浸至反客为主。”其后,随着北洋水师的逐步建成,李鸿章的海防理念也趋于积极,海军虽仍以守为战,但海防理念也由近海政策演变为远洋观念,以实现其“建威销萌”的目标。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北洋海军的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不单局限于防护中国南北洋诸海口,还东临日本、朝鲜,南达南洋群岛,甚至承担起宣慰海外华侨的功能。

事实上,自中法战争福建海军全军覆灭之后,清廷痛定思痛:“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掣?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朝野上下兴起近代第二次海防大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大枝水师”概念被提出并付诸实践,北洋水师加快建设成军。考诸时人所论,所谓“大枝水师”即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有力量实行海战,以战固防。同治十三年(1874年)浙江巡抚杨昌濬在奏疏中称:“前此奉旨设防,当饬沿海口岸修筑炮台,置办器械,添募水陆兵勇,未尝不认真整理。然海上无大枝水师,无可靠战船,一旦猝然有警,臣自忖祇能就陆地击之。若角逐于海洋之中,实未敢信有把握。是今日自强之道,陆军固宜整理,水军更为要图。”更有论者称:“前代但言海防,今日当言海战。惟有尽更旧制,另立大枝水师:直隶、福建、广东、江苏各三四万人,浙江、山东各二三万人,奉天及江防四省各一二万人,台湾、琼州各万人。省设总统,制视提督,而不分文武,与以节制各镇之权。”光绪九年(1883年),李鸿章在其向清廷呈递的旨在说明北洋水师与陆基防御的奏疏中称:“臣历年次第经营,规模粗具,虽未能创设大枝水师纵横海上,以扼渤海门户,而督饬陆军,坚筑台垒,精习后膛枪炮,以为凭岸固守之计,竭我兵力饷力以萃聚于此三四处,设敌国大队水陆来犯,不敢谓有把握,当可力与搘持。”同年十二月,他又称“烟台旅顺海面相距太宽,须有大枝水师方可阻遏敌船……如欲杜夷船北犯之路,必须船炮相当,以铁舰御敌之铁舰,以快船御敌之快船,再以鱼雷艇数十艘密布各岛,伺便狙击,方可制胜”,李鸿章进而认为,只有在拥有铁甲战船的前提下,“大枝水师”方能建成,而在“大枝水师”存在的前提下,方可“使渤海有重门叠户之势,津沽隐然在堂奥之中”。

可见晚清的“大枝水师”,一是规模大,二是拥有大型铁甲舰船充当主力舰,三是可用以海战,能制敌于海洋之中,这一海防理念实际即是以战代防,与清代中前期相比,是一种崭新的海防理念。

(三)晚清海军的海防实践

晚清海军尤其是北洋水师成军后,即积极投身于海防实践中。考查其实践类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其一,海军会哨。《北洋海军章程》明确规定:“北洋各船每年须与南洋各船会哨一次。提督于立冬以后小雪以前,统率铁快各舰开赴南洋,会同南洋各师船巡阅江、浙、闽、广沿海各要隘,以资历练;或巡历新加坡以南各岛,至次年春分前后仍回北洋。”巡洋会哨本为清代水师的已有海防制度安排,北洋水师成军后,将这一制度沿袭下来,替代旧有的外洋水师会哨,借以巩固海防。

其二,海军操巡。如果说会哨是南北洋海军间的联合巡防,主要是针对南方各省海口的话,北洋海军的操巡则是着重于北方各省。“各船在北洋,每年春、夏、秋三季沿海操巡,应赴奉天、直隶、山东、朝鲜各洋面以次巡历,或以时游历俄日各岛。”从北洋水师的操巡范围来看,朝鲜东西海岸及海参崴等地均包含在内,水师操巡实质上即等同于海疆巡防,类似的经常性洋面巡历确保了晚清对海疆安全的及时把握。

其三,防卫藩邦。光绪八年(1882年)八月,日本为图谋占领朝鲜,制造壬午事件,清朝廷派丁汝昌、马建忠率海军之“威远”“超勇”“扬威”各舰前往仁川,并与日本海军舰船形成对抗之势,经过以武力为后盾的交涉之后,日本于八月三十日退兵。光绪十年,日本在朝鲜发动甲申之变,企图将清朝势力逐出朝鲜,北洋海军派遣兵舰“超勇”“扬威”“建威”等船前往仁川增援,直至解决争执。

其四,宣慰海外华侨。前引《北洋海军章程》中曾明确规定,晚清海军在每年冬天巡历南方各海口及南洋各岛,以西贡、新加坡、槟榔屿为主,以保护海外侨民,也受到各地华侨的热烈欢迎。北洋水师舰队曾三次抵达新加坡,并转抵马六甲、槟榔屿等地。舰队抵达南洋各地后,除上岸拜会当地官员外,也准许当地华侨华人登舰参观,大大激发了南洋华侨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

其五,抵御外敌海上入侵。中法战争期间的马江海战,福建海军在受到突然袭击的情况下,奋起应战,虽然最终全军覆灭,但仍以自身行动回击了法国侵略者。“扬武”号开战即受到致命攻击,但仍然开动机器,以尾炮和舷炮炮击法军首领孤拔的座舰,并击伤法军四十六号鱼雷艇,全船107人阵亡;“福星”号在管驾陈英的率领下奋起抵抗,陈英牺牲于瞭望台,力战不退,直至船沉,全船70人阵亡;“建胜”号发炮轰击法舰,管带林森林中弹牺牲,全船43人牺牲;“福胜”号在船尾中弹的情况下仍发炮回击敌舰,管驾叶琛牺牲,全船28人殉难;“飞云”号管驾高腾云坚持指挥战斗,中炮死难,全船46人牺牲。其他各舰,“济安”号70人,“永保”号12人,“琛航”号64人皆殉难。福建海军的抵抗悲壮而又惨烈,即使在侵略者的眼中,“有些人表现出勇敢和英雄的优美榜样。在其中一艘巡洋舰上,船身四分之三都着火了,而且即要沉入江中,中国黄旗忽然升起来,又有一个炮手向我们的战舰送来最后的一炮”。时任闽海关税务司在向总税务司赫德的报告中也称:“如果记住这些军舰上的水手几个星期以来始终处于敌人随时准备发射——并且是对准他们的——炮口下,对于敌我实力的悬殊十分清楚,而始终没有离开岗位,那么他们的行为简直是可惊佩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中,更是将抵御侵略、抗击外敌的英勇海军精神显露无遗。丰岛海战中,北洋水师护航舰船“济远”“广乙”号面对优势敌舰,毫无惧色,沉着应战。“济远”帮带大副沈寿昌头部中弹牺牲,二副柯建章接替指挥,也中弹阵亡,激战中,“济远”以尾炮击伤日舰“吉野”号。黄海海战中,“致远”号及管带邓世昌的英勇行为更是成为北洋水师英勇抗敌形象的缩影。虽然晚清海军在抵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中纷纷落败,但究其败因,则不能不归于整体海军实力的不足,以及清朝对敌策略的固有缺陷。以晚清海军而言,抵抗外敌入侵,以身殉国,已在事实上履行了其守卫海疆安全和国家主权的天然使命,故虽败犹荣。

罗马2全面战争马其顿配兵(罗马2辅助兵种产地表)插图6

邓世昌

三 晚清时期的海权意识及对海疆主权的维护

甲午的战败,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事实上宣告了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晚清海防建设努力的失败。基于此,甲午之后,来自民间、政府的反思浪潮和维护海疆主权的实践直接催生和不断完善了清朝的近代海权意识和海疆主权观念。这一时期,虽然海军重建步伐缓慢,成果不彰,但晚清上至政府,下至民间,仍运用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各式手段有效地维护了海疆的统一。

(一)晚清时期的海权意识

“海权”一词在甲午战后的晚清,有多种不同的含义。

其一,将“海权”粗略等同于近代海军,海军丧失则海权丧失。晚清重臣荣禄曾在甲午战后曾感叹称“战舰凋零,海权全失,沿海之地易启彼族窥伺之心”。甲午战后,晚清新式水师已基本覆灭,位于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鉴于其位于海口,而此时“海权全失,情形益非昔比,其亟须设法移徙者,固已毫无疑义”,计划启动兵工厂的搬迁计划。可见,甲午之后的晚清时人,曾普遍将由近代海军兴起而构建起的海防格局称为“海权”,海军丧失后,“海权”也随之丧失。

其二,将因海洋通航、邮驿而产生的权益称为“海权”。如晚清盛宣怀奉命筹备邮传部,即将邮传权益尤其是船只航运权益视为中国“海权”,实为海洋权益。他称:“其理船厅塈民船各项事宜既经行政定入臣部职掌之中,正拟遵与税务处、农工商部将权限划清,以图共济,一面提倡邮船会社,冀得渐收海权。”

其三,将海洋渔业权利等同于“海权”,以晚清著名实业家张謇为代表。他将领海界限与海权相关联,指出:“中国濒海之业鱼盐并称,然鱼则农兼为之,其专为渔者,穷海荒岛无田可种之民,无大资本者也,各国则视鱼业为关系海权最大之事,其领海界限视精远之炮弹所及为止,今已由三海里渐展至十海里。所谓领海者,平时捍卫边警及战时局外中立之界限,亦即保护鱼利之界限,两国分界处往往以兵舰守之,美国于距海岸十二英里内且行检查,每有因争渔界而开衅者,其郑重海权如此。”他进而认识到,“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界皆然”。为进一步厘定渔界以固海权,张謇主张通过绘制渔界图达到对外宣示海权的目标。1906年于意大利米兰召开的渔业赛会,清朝派员参加,张謇即提请绘制渔界图参会,以在国际上宣示中国的渔界和海权。他在年谱中自叙道:“(光绪三十二年丙午)规画意大利秘拉诺赛会,以中国东南海渔界图往与会。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图据《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为之。……此次合沿海七省仅费二万五千金耳,以海产品物、中国渔具渔史,媵我东南海渔界图而去,彰我古昔领海之权,本为我有之目的。”

其四,将“海权”等同于领海主权,尤见晚清各式划界争端上。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中葡海界争端,广东地方官员、绅商和知识界均围绕主权来理解“海权”,同时还综合运用国势、外交、商务等理念维护“海权”。

其五,对以马汉海权论为代表的近代海权理论的引介和接受。1890—1905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马汉相继完成了“海权论”三部曲,遂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广泛传播。在马汉的著作里,他把海权界定为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权,它的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一个国家一定海域内的军事控制权,也包括一个国家所获得的以海洋为依托的商业贸易、交通航运等方面的优越经济地位。马汉的海权理论被认为是近代海权理论的确立,它深刻影响了各国的海权理论和海洋战略。晚清时期的中国,也接受了马汉的海权理论。1900年,上海《亚东时报》开始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1910年前后,中国留日海军学生创办的《海军》杂志开始刊载马汉著作的汉文译文。与此同时,中国留日海军学生群体也开始运用近代海权理念掀起中国海权问题的集中讨论,在一些问题上集中反映了时人认识的深化,如关于海权,除了军事方面的制海权外,还包含商业地位之保全、交通线之保全、航业之保全、侨民之保全、海产物之保全等内容,世界各国的势力大小与海权息息相关,“观察各国势力,即以海上权力大小而定。何以故,海军强大,能主管海上权者,必能主管海上贸易;能主管海上之贸易者,即能主管世界之富源”。因此,“凡一国之盛衰,在乎制海权之得失”。因此,留日学生群体强烈呼吁清朝恢复建立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以恢复和争夺海权,重振国势。这一认识从留日学生群体很快就传播到了晚清的知识群体。1903年,梁启勋于《新民丛报》上刊发《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明确指出:“今日之世界,生计竞争之世界也。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而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此自昔所已然,而今日其尤亟者也。故太平洋海权问题,实为二十世纪第一大问题。”1909年,张嘉璈于《交通官报》中发表《论船政与国家之关系及列国之政策》一文,提出“二十世纪以前武备竞争之世界也,二十世纪以后,武备之经济竞争之世界也。是故昔日之竞争恃武力而今日则武力与富力并重,武力者,海陆军也,富力者,工商业也。……海军与商业之关系于国家者愈巨。何则?今日之世界海战之世界也,商战之世界也。……泰西政治家有言曰,居今日之世,能握商权海权者,足以称雄天下”。事实上已清楚地揭示出实现海权的途径在于发展经济实力,从而充实武力。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关于“海权”的讨论也影响到了清朝的海权认知。1907年,姚锡光受命规划海军筹复计划,他明确提出以远洋“海权竞争”为目标来筹复海军。“呜呼,方今天下,一海权争竞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寰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綦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遂乃巧为其辞,勖我购浅水兵船为海军根本,使我财办潜销于无用之地,而远洋可无中国只轮,于海权存亡,实无能系其毫末。”

(二)清朝对海疆主权的维护

甲午战后,晚清时人对“海权”的认识呈多维度化,一方面,将“海权”与主权和权利相联系,“领海”“领水”等国家主权概念愈加明晰;另一方面,国人也愈加清楚“海权”的保障是以近代海洋军事力量为根基。是故,清朝对海疆主权的维护也是从重建和复兴海军开始的。

1896年,总理衙门指派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向德国伏尔铿厂订购了3艘巡洋舰,1898年“海容”“海筹”“海琛”号军舰均已驶抵天津大沽,军舰排水量为2950吨,航速约20节,功率7500匹马力,武器系统包括克式150毫米口径炮3门,克式105毫米口径炮8门,60毫米口径炮2门,鱼雷发射管1个,兵力配置为263名。此外,在外订购的军舰还有鱼雷艇4艘,即“海龙”“海青”“海华”“海犀”号;由日本订购航海炮舰四艘,即“江元”“江亨”“江利”“江贞”号。地方层面上,湖广总督张之洞由日本订造了“湖鹏”“湖鹗”“湖鹰”“湖隼”4艘鱼雷艇,以及“楚泰”“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6艘航海炮舰。自制军舰方面,福州船政与江南船坞先后分别制造了“福安”运船,“吉云”拖船,“建威”“建安”鱼雷快船,“建翼”鱼雷艇,“甘泉”“安丰”“广金”“广玉”“联鲸”“澄海”炮舰。据学者研究,自甲午战后至清朝统治结束,清朝共外购军舰39艘,排水量34728吨,平均每年增加2105吨;国产军舰24艘,排水量10564吨,平均每年增加640吨。晚清海军重建和复兴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在海疆主权的维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899年2月,意大利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参照旅顺、大连先例,强行租借中国三门湾为军港,同时要求修筑一条从三门湾通往鄱阳湖的铁路,并将浙江南部划为其势力范围。清政府对意大利政府的无理要求置之不理,同时为防备其蓄意挑衅,密令中国沿海各海防要口严密防范,重建后的海军也做好了南下浙江的准备,北洋舰队统领叶祖珪也命令各舰做好相应战斗准备。意远东海军当局面对清海军的实力,被迫承认无力开战,意大利索租三门湾一事也不了了之。

罗马2全面战争马其顿配兵(罗马2辅助兵种产地表)插图7

1907年,日商西泽吉次带人登上中国东沙岛,施工建造,并将岛上海神庙等已有中国建筑拆毁,同时日海军护送移民和军火上岛,意图对东沙岛长期据守。

罗马2全面战争马其顿配兵(罗马2辅助兵种产地表)插图8

清朝廷对此事迅速做出反应。两江总督端方致电外务部,请外务部根据已有海图记载和中国渔民的渔业惯例,“宣布此岛为中国属岛”,并要求日商从岛上撤离。清外务部接电后,令两广总督张人骏设法查明。1909年,南洋海军派“飞鹰舰”前往东沙岛收集相关证据,将有关东沙岛的各类已有文献,包括英、法海军的海图记载一并收集在内,有力地反驳了日方所谓东沙岛是“无主荒地”的谬论。经过双方多轮交涉,面对清朝出示的有力证据,日方被迫承认东沙群岛为中国固有领土,日人应予撤出,清朝收购岛上已有建筑设施,同时日人也补缴了各项税款,赔偿已损坏的中国庙产。清朝对东沙岛主权的维护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已有文献记载如《国朝柔远记》《中国江海险要图志》《海国闻见示》等,全国上下尤其是广东地方民众也积极行动,据理力争,显示了国家海疆主权观念在晚清的传播与普及。

在向日本交涉东沙群岛的过程中,有感于海疆主权丧失的危险,西沙群岛的巡防勘查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派水师副将吴敬荣率领“飞鹰舰”前往西沙群岛执行勘查任务,共“勘得该岛共有15外,内分西七岛、东八岛”,并认为“其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若任其荒而不治,非唯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同年,张人骏又“特派副将吴敬荣……于宣统元年四月率队一七〇余人,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舰,以水师提督李准为总指挥,前往勘查各岛”。李准一行每到一处都登岛鸣炮升旗,宣示中国主权,并绘制了西沙群岛总图和各岛的分图。广东当局随后成立“筹办西沙岛事务办”,并制订了详细的西沙开发计划。经此海军巡视后,国际社会也开始普遍承认西沙群岛为中国固有海疆领土。

运用近代国际法进行外交交涉是晚清维护海疆主权的又一重要途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任盛京将军赵尔巽致电外务部,称“日本远洋渔业团,声言收取黄渤海、山东沿海一带渔利,系侵我海权,业经照会日领禁阻”。同年五月,赵尔巽再次致电外务部,称“日人带兵乘轮,往鲅鱼圈一带,迫收渔税”,致使“我渔业公司比较去年所收六万二千余元之数,合以无形之损失,今年受亏甚巨,已分饬查明向之索偿”。关于上述海洋渔利的交涉,当事地方官员均以大量证据证明外方侵权之事属实,且声明为不法之事,并以此为索偿根据,进而划清界限,“所以防其藉口攘利之谋,后此要其声明,亦所以杜其援例争权之渐。凡此皆为我渔利海权计也”。可以看出,所谓“不法”之事,实际为违反国际公法,晚清时期对国际通行惯例的接受和运用,在对外交涉、维护海疆主权完整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近代国际法认为,一国占有土地的主要对象之一是无主地,无主地可以是杳无人迹之地,从未被占有或不属于任何国家所有之地,也可谓虽一度属于一国所有而后来被先前占有者所抛弃的土地。日商西泽吉次侵占东沙岛所用借口即是称东沙岛为“无主地”,晚清广东地方当局运用大量中文外文文献、建筑遗存、渔业惯习证明东沙岛自古为中国广东辖境,迫使日方撤出。李准率舰勘察西沙时,也遇见在此捕鱼的中国海南渔民,岛上也有渔民的庙宇。在此交涉过程中,晚清时期官民的海洋领土主权意识日益增强,有利于民国时期中国对海疆主权完整性的维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官民在有关海疆主权的对外交涉中,虽然运用近代国际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其实是列强在不损害他们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所做的些许让步,近代国际法对清朝的海疆主权维护所起的作用仍十分有限,不平等条约仍是约束晚清主权行使的主要限制。

结语

清朝为实现、巩固和维护国家统一,保障沿海社会稳定,制定和实践了一系列海疆政策,并随着海疆局势的演化被迫不断予以调整,其经验与教训尤值鉴察。

从成功经验来看,首先,海疆统一是清代大一统国家建构的重要基础,后者又为海疆经略提供了重要前提。清朝建立初期,郑成功先立足福建沿海海岛,后据台对峙。清朝为平灭郑氏势力,大力推行禁海政策,浙、闽、粤沿海一线遂成战火蔓延之区。直至康熙平台,遣官管理,海疆为之一统,清代大一统国家的建构进程得以大大推进。与此同时,在清代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基础上,海疆经略也得以顺利推行,清朝有效地管控了海疆社会,维护了国家海疆主权的完整。

其次,沿海社会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到海疆的安定。有清一代的海疆经略,其重要内容即是沿海社会治理和涉海人群管理。清朝廷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沿海各级官吏,从基层州县官到督抚大吏,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及对策。同时清朝国家也“因俗而治”,从官方意识形态的介入与树立、国家对海神信仰的敕封、新设州县等多方面入手,因势利导,大力发展沿海和海岛经济,对沿海社会实行了有效的管控和治理,有效地实现了海疆的基本安定。

最后,保持强大的海洋防卫力量是海疆安全的主要屏障。清朝建立后即着手建立了基于海基联防、内外洋结合的海防体系,以岸基炮台、内外洋水师为基础力量,辅以水师洋面巡哨,有效地界定和防护了海疆主权和海疆安全。进入近代,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清朝在“塞防”“海防”的国防格局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大枝水师”为目标,建成了以北洋、南洋水师为主的近代化海军力量,进行外洋防卫,虽屡遭挫败,但仍在四面危局之下,艰难地维护了我国的海疆主权。

罗马2全面战争马其顿配兵(罗马2辅助兵种产地表)插图9

从教训来看,毋庸讳言,清朝的海疆经略,在相当长时间内均是相对保守和内向的,尤其是对沿海社会和涉海人群而言。“寓禁于防”带来的有限流动和开放,其对应的并不一定是海疆的安定和安全。清代台湾的林爽文大起义、沿海盗匪的长期存在均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在近代海疆主权和安全屡遭危机的情况下,沿海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也构成了反对外来入侵和维护国家海疆主权安全的重要力量。这一历史现象的前后对比,尤其值得后世深思和借鉴。